中国第一家咨询公司因何应运而生？

文章作者 | 摘自《与改革开放同行：中国经济咨询发展之路》，季红，蒲明书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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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

十年如噩梦般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梦醒之后，中国人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中国已经被世界现代化的车轮远远抛在了后面，而与此同时，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科技都得以迅猛发展，我们落后了。

1977年国庆节前夕，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直截了当地说:“一九七五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五十年。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么，我们就是有希望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经历了一段酝酿讨论，对外开放即将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谷牧同志对此曾说道：“这是党在新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上一贯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当时的中国既缺技术又缺资金，急需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而西方世界则是资金、技术过剩，要寻找新的市场，彼此都有需要。此时此刻，欧美经过“二战”后的漫长恢复，以及冷战的压力，也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说：“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开放国门已经成为当时领导人的共识，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改革开放十分需要在当时国家严密和封闭的计划体制内部找出撬动的力量，邓小平需要找到开辟新战场的急先锋，组建这样一支队伍，这个队伍不在体制内部，并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与资本主义打交道。

邓小平、叶剑英、王震三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数次在一起议论提到一个人，这就是当年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1978年2月，62岁的荣毅仁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感慨万千，曾经的大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副市长，当过政府副部长，如今又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他不甘于只做一匹“伏枥”老马，更渴望为国家做事。国家赋予他这么高的荣誉，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时代了，尽管当时荣毅仁并不太清楚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但他已下定决心，在80岁之前仍要为国效力。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与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提出希望荣毅仁能围绕改革开放做一些实际工作。

1979年2月，荣毅仁据此向中央提出《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他在意见中讲明，为什么需要设立一个公司来做事，并提出成立公司要聚集各业专家，对公司的名称、经营范围、宗旨、任务、经营方式都进行了完整表述。荣毅仁提出：“为了加速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聘请各业专家投入国家经济建设，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是一支不小的力量，有其重要作用。当前国内各方面对此都很关心，有的已在进行活动。国外亦在密切注视这方面有关的情况，有的正在寻找途径。有必要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集中统一吸收国外投资资金，按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有步骤、有秩序地来开展这项工作，可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随后，荣毅仁提出：当前需要出台有关外资投资的法律和合资的办法等法令。筹备小组应有人能多参与此项工作的研究起草。荣毅仁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邓小平“点将”，邀请荣毅仁来筹建国际信托公司，对于荣毅仁来说，新的历史开启在即，他说：“我虽年过六旬，作为国家的公务人员还正是壮年。人民给我为国家效力的机会，我是没有理由不殚思极虑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添砖添瓦的。所以国务院领导同志要我负责组织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我欣然接受此光荣任务。”

随即荣毅仁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筹建工作分别于1979年6月20日、6月30日、7月11日给当时分管外资工作的谷牧副总理写信，就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公开发布公司筹组消息和筹备工作向中央汇报7月8日，新华社正式对外公布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消息，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中信公司筹备期间边做边摸索，采用了多种方式开展业务，公司承接国内的第一项业务就是接受湖北省的委托，为湖北省引进外资签订协议；同时，公司还与美国伊沈实业公司签订协议书，在3年内，伊沈公司将每年提供5000万美元，总共为1.5亿美元，并委托中信公司在国内寻找合适对象进行合资、补偿贸易或其他经济合作。中信还和其他多家外国公司签订协议进行合资和补偿贸易，投资总额为3000万美元。中信首签的这几份中外合作协议，已经涵盖了经济咨询服务的需求。

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CITIC）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荣毅仁建立中信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吸引人才，并适时在海外投资，荣毅仁成为该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从此，荣毅仁担当起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的重任，这成为他人生最为辉煌的起点。

1988年5月23日，邓小平同志与荣毅仁同志亲切交谈

中国大门的打开，让世界各地的商人纷至沓来，仅就CITIC而言，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接待外商达6000多人次，这可把荣毅仁和其他前来襄助的老先生们忙得不亦乐乎，可见，外商是多么渴望进入中国市场，然而谈成的项目却微乎其微，促成的合资项目也不过三四个。

CITIC的主要业务是接受委托引进外资，带有金融服务性质。这需要公司加强与外商的沟通，清晰了解双方的性质和需求。荣毅仁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公司的任务是接受国内各部门和各省市政府的委托，根据他们的要求和意愿，与外国投资者联系，组织资金，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创办合营企业。同时我们也接受外国投资者的委托，在中国为他们寻找有兴趣的合作对象。我们可以组织谈判，参加协商以及办理一切手续，必要时我们也可以参加投资。此外，我们也接受外国投资者和华侨的信托投资。愿意把资金交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在中国代为运用投资。我们公司保证本息的偿付。”

由此，沟通协调中西双方的咨询中介机构已成为一种迫切的需求，成立个这样的咨询机构一直萦绕在荣毅仁的心头。

基于荣毅仁多次海外考察和公司初创时期的业务需求，1980年年初，荣毅仁明确表示，要正式成立咨询公司，加强国内外调查研究，充实情报资料，在做好公司内部咨询业务的基础上，逐步对外开放，提供咨询服务。1980年2月，咨询公司筹备组成立。

曾任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副总经理的庄寿仓回忆：“荣老回京后，带回很多商机与业务，其中之一就是成立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荣老亲自兼董事长，’独立、客观、公正’是荣老亲自为咨询公司设定的公司信条。经叔平说：“为什么称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而不称为中信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这表明我们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扰，要坚持独立、客观、公正。”荣毅仁亲自兼下属企业的董事长，这在CITIC还从未有过，说明荣毅仁对咨询事业十分重视。

后来，曾任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总经理的姚进荣说，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投资，需要“向导”，国内要引进外资，上项目也需要“参谋”。荣毅仁说，过去中国没有这类帮助双方了解沟通的经济咨询机构。他就发起成立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为中外双方牵线搭桥，当红娘出主题，这在当时被称为“资讯库”“智囊团”。

荣毅仁指出：“组建了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广泛开展国内外经济咨询业务。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必须考虑经济效益，首先要对项目进行经济和技术可行性研究。”直到1983年，国家计委才颁布了《关于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试行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要进行可行性论证。

1980年2月，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筹备组成立后，边筹备，边开展工作，主要是为CITIC服务，提供有关法律、财务、技术等方面的咨询意见，并参加一些合同起草和可行性研究。1980年，CITIC各业务部门建制大体就绪，组建咨询公司已经列入荣毅仁迫切要解决的重要议事日程。

1981年10月31日，北京，京西宾馆。

宾馆会议厅里，没有张灯结彩，没有悬挂横幅，没有鲜花彩带，只有简单的一圈沙发，轻声的问候，热情的微笑相迎。

原来这是一家新公司的成立仪式和第一届董事会，却是如此的低调、如此的俭朴。在沙发上端坐的是一些年近花甲的老人，他们是这家新成立公司的董事，是来自政府、学术界、经济界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这家公司的名字就叫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简称CIEC）。它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麾下的第一家子公司，也是中国第一家成立的咨询公司。

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暨成立大会，

图中一排荣毅仁左侧为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

在CIEC的成立大会暨第一届董事会上，根据毕际昌、经叔平、季崇威三位董事的建议，公推CITIC董事长荣毅仁担任CIEC的名誉董事长。这家公司的组织机构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来设置的。董事长毕际昌，曾先后担任福建省计委主任、副省长；时任CITIC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经叔平，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历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CITIC副总经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副董事长季崇威，时任中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专职委员，分管利用外资，并负责联系CITIC和光大公司两个对外窗口公司。

董事有：王汝琪、王兼士、冯天顺、毕际昌、任建新、李文杰、李云洁、杨纪琬、杨锡山、经叔平、季崇威、林基鑫、金明远、陈兴农、陈陌军、张宣三、张培基、耿青、徐世伟、曹家瑞、雷平一、虞效忠、谭廷栋、潘承烈、薛葆鼎。顾问亦有李文杰、顾宪成、沈达明、季树农等专家。这份名单汇集了当时的社会名流，荣毅仁诚聘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为董事，凸显了他识人、选人、用人的胆略与眼光。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到会祝贺，他说：自从实现开放政策以来，我们感到对外不是很了解，成立这样一个公司，对于开展国外交往十分必要。我们全国范围内大的咨询公司这还是第一个，相信会促进国内外的了解。我代表进出口委，对公司成立表示祝贺，预祝工作成功。

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国人一无所知。据当时CIEC情报资料部侯健君回忆，那时荣老和经老向我们灌输的是什么呢，“咨询就是了解事情的客观规律的一系列调查和分析，提出决策性意见。如果按照这样去做，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决策阶段，中国将少走很多弯路。中国需要有这样一个环境。”建咨询“卖的是服务、知识和判断”。作为一种智力密集型的知识服务性产业，咨询的现代意义是指来自个体和组织外部的专业化技能，它以专门的知识、信息、经验为资源，针对不同的用户需求，提供解决某一问题的方案或决策建议。

荣毅仁先生关于发展中国咨询事业的题字

一句话概括，现代咨询是指专门从事咨询工作的各类专家或工作人员，利用其掌握的信息、知识与技术为咨询者提供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措施，以便咨询者科学决策的智力服务业。对此，荣毅仁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经历过去计划经济弊端的人来说，咨询工作是我国的一个新兴行业，在过去搞建设项目，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不注重经济效果，吃了亏。现在大家要开始重视经济效益，重视可行性研究工作。这样，咨询工作的任务就会越来越重。”他说，我们还准备在国外发行公司债券，接受信托存款，开展有关吸收外资、进行建设项目的经济可行性研究和法律、财务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咨询业务。现代咨询业的高速发展是以咨询进入经济领域为标志的。经济活动的复杂，尤其是现代经济活动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为咨询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物质基础。

董事会上，毕际昌做了关于CIEC建设方针的报告，报告着重提出，要充分发挥董事会的领导作用。毕际昌说，咨询公司成立于国家经济调整时期，同时准备积极稳妥地吸收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以促进国家四化建设，因此我们是肩负着重要责任的。他说，国家的经济建设对我们有着不小的期望和要求。毕际昌在谈到与兄弟专业单位建立广泛的协作关系时提出：“咨询业务在我国还是新兴事业，全国各地咨询机构都是两年内刚成立的，人才非常分散。在完成一些较繁重的咨询任务时，必须进行协作，这种协作，即便在发达国家的大咨询公司有时也是必要的。我们公司在对外联系方面已有一定基础，可以作为对外联系的窗口，负责承接咨询业务，特别是来自国外的咨询任务。”他还说，公司要积极培训干部，形成一支精干的咨询队伍。咨询工作最重要的是具有高度的客观性，重在服务，重在质量。

随后，经叔平介绍了CIEC的工作重点，宣读了公司章程（草案）以及聘请特约咨询员的暂行规定等。与会的董事畅所欲言，大家对这家公司寄予厚望，希望CIEC的眼光放长远些，CIEC不仅是CITIC的一家子公司，还应该是国家的一个咨询部门。

这些来自各个行业的董事清楚地看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大家纷纷表示，CIEC应该加大可行性研究队伍的建设，目前法律、财会的人员偏少，应该进一步充实，“要真正建立起一支好的可行性研究工作队伍”；要把咨询工作的重点放在中外合资经营项目上，既要从事投资前的咨询，也要从事经营管理的咨询，更要善于组织、运用国内的力量，采用和各个部委的咨询部门、科协的科技咨询部、新华社等委托承担或共同承担咨询任务等多种方式，建立起固定有效的协作关系。

与会董事提出，CIEC还要重视咨询理论的研究，提出对于理论研究要有足够的关注，不断提高咨询工作的质量。荣毅仁在会上强调，咨询工作，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密切配合、协同工作才能完成，CIEC的董事会是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的，应当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这是CIEC的生命力所在，荣毅仁特别强调：“咨询公司要重视信誉，拿出去的东西要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实际的检验。”